作者 | 三伏
来源 | 最人物
你能想象没有手机的生活吗？
你能忍住一整天不碰任何网络设备吗？或者再简单点，8小时就可以。
我们早已默认手机成为人类的“体外器官”，任由它进入生活，侵占大脑，重新定义时间。在粗暴的数字时代，我们无法想象失去手机的世界，直到杨淏，给出这个极致的答案。
杨淏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太原。2023年底，他将手机丢在家里，仅背一个背包，以最荒谬且极端的方式，流浪中国。
134天的时间里，他不带手机，花费近8万元，走遍24个省级行政区中68个市、县。他没有导航，寄信受阻，无法入住酒店，被博物馆拒之门外。因为无法在公共厕所扫码取纸，他只能捂着翻江倒海的肚子四处求助。甚至，被怀疑成间谍。
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，有人说，这是比不带钱更艰难的流浪计划。过程中，杨淏也逐渐发现，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。
以下根据杨淏的讲述，以及他所著的《关机：离线流浪中国134天》整理而成。
2023年11月27日，我收拾好了行李。一个背包。按照计划，我将在第二天开始蓄谋已久的流浪。
背包里是我在这134天里会用到的全部东西——几件衣物、一双拖鞋、洗漱用品、两个小相机、两册地图、两支毛笔、几沓宣纸、一瓶墨汁、三本书、一个笔记本、一支钢笔、身份证件与银行卡，还有一摞现金。
我不知道我要去向何处，但我清楚地知道，我为什么要实施这场出走。
杨淏的背包
彼时，我31岁，在英国读博。不久前，我从学校回国，刚踏出海关，中国速度便飞快地在我脚下蔓延——
2秒钟，护照识别成功；5秒钟，网约车已接单；10秒钟，点好外卖……时间的流速仿佛被按下倍速键，还来不及反应，门铃响起，外卖员卡在预计送达时间的边缘。
我想看书，刚翻开没几页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提示我收到一条信息，快递已经到达驿站。关掉信息框后，我不由自主点开微信，翻了翻15分钟前刚看过的朋友圈。紧接着，又点开其他社交软件。
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提示我，10月份的某周，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的时间为6小时57分钟。按照16小时的清醒时间计算，手机已经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43%。
在互联网、大数据和算法都如此发达的当下，所有声音都在告诉我，手机正在帮助我更快地解决一切问题，那么，为什么我还会每天耗费近7个小时在手机上面？
它到底是帮我节省了时间，还是让我浪费了时间？它到底是帮我提高了效率，还是耗费了精力？它到底是让我更幸福快乐，还是令我更焦虑烦躁？
这些问题久久地萦绕在我心头，原本应当将我从低效中解救出来的工具，却摇身一变，成为新的枷锁。
所以，我要摆脱手机。摆脱它给我的束缚，连同它带来的惠利。
杨淏
出发前夜，我发了条朋友圈，郑重地写下这场流浪计划。
我没有过多地解释前因后果，只告诉微信列表的亲友，如果有人想要联系我，可以给我发邮件，也可以将地址私信给我，我将给他们写信，或是当面拜访。
很快，陆续有朋友发来消息，有人说感觉很酷，有人问我是否已经出家，还有朋友谨慎、关切又踌躇地发来一句：“莫不是因为酒驾？”
杨淏发布的朋友圈
吃完两大盘饺子后，我将手机关机，丢在家里，正式踏上这场逍遥游。
太原火车站是我的第一站。这134天里，普速火车向来是我的第一选择。车窗外的风景，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场舒缓的电影，但这场电影必须要火车的缓慢才能实现，高铁会把一切都晃成虚影，毫无诗意。
后来，在动身去下个城市前，我都会先在地图上查看两地间是否有铁路连通，有就去火车站买票，没有则投奔汽车站。我带的地图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大号的2015版《中国地图》，实地走下来才发现，地图与现在横亘的8年，恰好是互联网引领世界飞速发展的8年。
有时我按照地图上的标示去往火车站，发现列车早已停运。越来越多的长途汽车站宣布关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身处不同城市却长得一模一样的高铁站。甚至，有些城市只有高铁站。
杨淏在查看地图
说回太原站，售票大厅里，放眼望去，空旷的场地里，只有我一个年轻人。
关于这场出走，我筹备了足足一年时间，想过会遇到各种困难，唯独没有计划的，就是具体的目的地。
我在大厅上方的屏幕中选中了一个城市，临汾，山西省内我唯一没有去过的城市。等了三个小时后，我坐上久违的绿皮火车。高铁仅需1个小时的车程被绿皮火车晃荡成5个小时，好似中国大地在它的运载之下，也扩展了五倍之多。
行程缓慢加载中，与此同时，世界的BUG也在人类离线后开始报错。
只有普速列车经过的临汾站
首先是住宿。
因为要兼顾洗衣等需求，我选择了某知名连锁酒店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哪怕我给前台出示了证件原件和现金，前台依旧告诉我无法入住，这家酒店只能在手机上预订。她面前的电脑无法操作下单的流程。
工作人员好心给我推荐了另一家酒店，第二个问题随之出现——我不知该如何前往。
自从手机导航问世，我几乎没有再主动规划过路线。查目的地、指示方向，哪怕是几百米外的地点，我也习惯了用导航指路。
工作人员只好给我画了个路线图，简单地标注出我会经过的道路名称和关键地标。于是，我紧盯着街上的每一个店面，每到路口都要找寻有无路标，并时不时向陌生人问路。被我麻烦到的路人中，有的人也是下意识掏出导航，才能确认具体位置。
靠着这份珍贵的地图，我才找到了第一晚落脚的酒店。
工作人员画的地图
每到一座城市，我都会随意搭乘一辆公交，由它带着我前往城市的各个角落。
在某些三四线城市，公交车上已经很少再见到年轻人。走到梅州时，有一趟车上除了我，全都是享有免费乘车权的老年人。
等公交车的过程很漫长。漫长既是时间上的具体度量——在潮州时，我在公交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等到一辆公交车的影子；漫长也是心理上的抽象感受——手机使我们能够轻易掌握公交车的实时位置，与之交换的则是我们越来越浅薄的耐心。
不得不承认，手机重塑了一个个人类，手机也改变了一座座城市。
在敦煌，因为不能用手机在租车平台下单，我不得不报了一个旅游团。
在梅州，出租车司机告诉我，由于网约车冲击，加上此前更换新式电车时出了些矛盾，这座有着540万人口的城市，只有50辆出租车。
还有潮州。原本位于市中心的潮州站已在2023年停止客运，如今距离这座城市最近的火车站，是只有高铁通行的潮汕站。
离开潮州的这天，我在公交车站等车时，一辆“黑车”突然停到我面前。20多公里的路程，拼车只要40块钱，没有过多犹豫，我就上了这辆车。
抵达车站后，我翻遍口袋只找到两张100块和10块面值的现钞，司机没有现金，坚持用微信找零。几番争论后，他无比嫌弃地收下10块钱，让我迅速从他车上消失，“我天天跑车，怎么可能有人不用手机的呀。”
我逐渐意识到，我所对抗的并不是一个个单一的难题，而是系统性的困难。
这套系统默认所有人都必须在线，不存在离线的人。一旦离线，可能就失去了作为正常人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资格，不论他是否学过这套系统，有没有能力，以及愿不愿意。
坐绿皮火车时，杨淏经常会遇到空无一人的车厢
12月份，我抵达湖南，压在背包深处的书，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，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
1934年初，因母亲病危，沈从文从常德出发，回凤凰老家。他以沅江水域为背景，书写途中所见所闻，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杂关系，时间一晃已经90年。
我与沈从文恰好相差90岁，我们将在同样的年纪，走在相同的道路上，亲眼目睹时间的痕迹。按照互联网世界的说法，沈从文就是我的“小红书博主”。
但我私心又觉得，我与那些一味追寻博主品味的网友们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
现如今，多数人期待的旅程，是以最快的方式抵达网红博主所站立的地点，拍上一张相似的照片。很多时候，网红打卡点也不是游客们真正的目的地，真正的目的地，是朋友圈、小红书，或者是短视频。
我无意打卡“沈从文同款照片”，沈从文更像是我在这条路的向导，我们相隔了如此长的时空，我很好奇，这片土地会发生怎样具体的变化。
现实也确实如此。沈从文上船的码头，早已不通客船；他好友开的旅馆，连当地人都不曾听说；沈从文笔下的辰州，变成了现在的沅陵，书中的沅州，则是现如今的芷江。
90年前，沈从文花了“一元零”，坐了一个半小时“新式载客汽车”，如今，我支付了15元，坐了一辆看上去有50岁高龄的小巴车，同样行驶了一个半小时。对了，还有一点不同，沈从文或许没有听过这一路的短视频交响曲。
杨淏坐的小巴车
有人好奇，离开手机后，我要如何打发漫长的空闲。事实上，在脱离手机的前期，我最大的感受并非是无聊、孤独或是不便，只是觉得时间变慢了。
在相对缓慢的世界里，一些新习惯也渐渐取代了以手机为中心的旧习惯。
每到一个新的城市，我都会先到当地的博物馆或独立书店，了解这座城市的细枝末节。每晚，我都会看《新闻联播》，更认真地看《天气预报》。
因为主持人只会播报一次天气，我会下意识地把我最关注地区的天气记得十分清晰。回想此前未脱网时，每当想知道天气状况，我都会打开手机自带的天气软件看一眼，但一个小时后，别人再问我，我还要再次点开查看。
我不由得想，手机到底是帮助世界完成了进化，还是让我们退化而不自知。
以前，我每天握着最久的东西就是手机，现在变成了书。可失去了手机，我获取的信息却并不比以前少。
诚然，手机提供的消息及时且快速，但也简要且碎片。书却不同，书籍可以就一个问题深入探讨，相当于从信息的表层不断地向下纵深。
况且，失去手机后，我拥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观察来往的人类，想象这片土地曾发生的故事。以及，再也不用担心时不时冒出的消息提醒，会打断我的生活。
沈从文笔下美丽辰溪的一角，已破败不堪
打断，也是我认为手机最可恶的功能之一。
或许是有人联系，或许是APP广告，亦或者是骚扰电话，只要手边有个手机，不论你在做什么事情，它一定会打断你。而打断的最大危害，就是让我们无法长时间沉浸在专注中。
当然，可能有一个时候不会被打断——刷短视频的时候。
2018年，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，社交媒体会提供无尽的社交刺激，使我们获得与品尝美食、享受性爱相似的快乐。短视频常见的“无限下滑”功能，更是攫取时间的黑洞，几乎所有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，拿起手机稍微刷刷短视频，两个小时就不见了。
高密度的社交刺激，强行改变了大脑的注意系统和奖赏机制，长此以往，精神越来越虚无，我们也越来越难以满足。往常我们可以只吃饭、只走路，如今却要边吃饭边刷视频，走在路上也要听东西，一旦失去手机，便无所适从。
屏幕始终亮着，我们的意识却暗了下去。
杨淏在路上，经常看到随时随地刷短视频的人
很多人会觉得，手机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内容，比如流行的热梗、名人的动态、热搜榜上实时更新的新闻。
但在我看来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些陈旧的内容——比如今年流行的“从夯到拉”，不就是往常说的“从高到低”，不过是换了流行的包装，内核没有任何新意。
有那么一两次，我也想过如果有个手机就好了，可以与人分享实时的情绪，也可获知现在的世界又变成了什么样子。但转念一想，不过百天，世界能有什么变化，互联网失去我这个曾经的活跃用户，又能有什么改变。
既然改变不了世界，还是持续改造自我吧。
我倾向于将这个流浪计划，定义为一段发现与探索之旅。探索的是数字社会的运行方法，发现的则是新的情感连接。
出发前，因为父母对我这趟出行十分担忧，我与他们约定，会每隔三四天给他们写一份信。我在背包里带了毛笔、墨水和宣纸，想恢复“家书”的传统，传达沉淀后的感情。
后续的事实同样证明，这个决定是多么正确。
出发后的第三天，我在酒店里第一次尝试给父母写信，却迟迟无法下笔，不知该怎么把支离破碎的感受聚拢到这几页纸面上。它不像微信聊天，想起哪句可以说哪句，连续发送几十条都可以，这是我这段时间里唯一的发送机会，我必须审慎、郑重地对待它。
杨淏写下的第一封家书
而这样的交流方式，也让我更加珍惜信息，以及信息中包含的情感。
走到昆明时，因为我决定下一站会去攀枝花，干脆让昆明的酒店前台帮我提前预定了攀枝花的同品牌酒店。我把酒店地址写在了寄给父母的信件里，告诉他们可以将回信寄到那里。
于是，在攀枝花，在我离家一个月后，我第一次收到父母的来信。那封信我读了四五遍，坐在椅子上读，趴在床上又读。一个字一个字停顿地读，不敢读太快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字，遗漏掉任何一个细节。随即，我立刻奋笔疾书给他们回复了一封信。
杨淏收到来自父亲的家书
在全球信息都能一触即达的当下，实施寄挂号信这项复古运动，我也经历了许多意料之外。
在武汉，整个邮局找不到一张用于寄信的邮票，仅有一些价格高昂的集邮纪念册，但要整套销售；在新疆和田，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办理过寄挂号信的业务，不得不把领导请出来，在老前辈的指导下才找到邮寄挂号信的页面。
在临汾的邮政所，我是整栋大楼里唯一的顾客。我问工作人员平时寄信的人多不多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还挺多的，一般都是犯人家属，还有法院的人来寄传票。
高墙内外，犯人与家属身处两个互不打扰的时空，而在失去网络的情况下，我与亲友也沦落到此等境地，一时竟有些哭笑不得。
杨淏正在写家书
同样的出乎意料，还发生在我与陌生人打交道时。
此前在网络世界里，我常能识别到网友间的戾气，也时不时在热搜榜里看到暴力新闻。那些片面却喧哗的声音给了我一种危险的错觉，加大了我对陌生人的警惕与怀疑。
直到我走进真实的世界，发现大部分的人依旧保持着善意。因为没有手机，我总要不断地麻烦别人，其中大多数人看到我没有手机，都会想尽办法地帮助我解决困难。
比如参观湖北博物馆时，因为没有预约码，我被闸机拦在门外。一位大爷路过，看我和工作人员在场馆规定上争论不休，干脆带着我勇闯老年绿色通道。
哲学家韩炳哲曾提到，网络暴力的很大一部分成因，就是互联网的匿名机制让数字人们无所顾忌。当我们身处真实社会，能看清彼此的样子，知道彼此的名字，每个人在表达自我的时候，都会更有道德，更有礼貌，也更加规范。
杨淏与陌生人交流
现在回想起来，有一件事让我百感交集。
在赤峰客运站，由于不清楚目的地所在的具体乡镇，一位工作人员提醒我，可以用手机查一下我想去的遗址在哪个地方。我告诉她我不用手机，这位工作人员随即露出极度疑惑的表情，在进行一番缜密的推断后，她指着我，气势汹汹地说：
“你肯定是间谍！只有间谍不想让人知道他在哪，你不用手机是不是就为了不让人找见你？除了这个理由，你还有啥原因能不用手机？！”
刹那间，售票厅里的全部目光都投向了我，我只是少了一部手机，却好像比少了一只鼻子更让人不安。
2024年4月9日，我回到太原，如约吃上母亲做的刀削面。我已经整整134天没有碰手机，但看到静静躺在架子上的它，我也丝毫没有碰触它的欲望。
直到一个星期后，我终于摁下开机键。我知道，在数字洪流席卷的世界中，我迟早要面对它。
我预留了至少一整天的时间来查看手机消息，屏幕亮起的瞬间，我心想，攒了足足140天的信息，手机至少得振动2个小时吧。一个小时后，我与始终保持沉默的手机面面相觑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在互联网的规则中，只有接收端在72小时内处在可接收状态，才能收到外界发来的信息。一旦超过这个时限，将再无再见的可能。
换句话说，只要你的手机或电脑超过3天没有在线，你将再也看不到旁人发来的消息。
杨淏在路上
我妈告诉我，在我外出的日子里，姥姥与姥爷经常给我发微信，我通通没有收到。我其实可以询问他们这些微信的内容，但我没有。我在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其中有20多人与我相谈甚欢，留下联系方式，嘱咐我连网后一定要添加他们，我也没有及时添加。
一方面，我习惯了脱网的日子，并十分自在，想尽可能地拖延重新接入网络的时间。另一方面，我始终觉得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最好状态便是，心里惦念，却无法及时连接。
好比我曾在芮城遇到过三个“高四”学生。我们在一辆暮气沉沉的公交车中相遇，他们替一位微信余额不足的女人付了车费。彼时，他们三周才能回一次家，学校管得严，手机更是禁品，一旦被发现就要交5000元罚款。
借由手机的话题，我们搭上了话，下车后，他们还一齐将我送到原本要去的永乐宫。就在永乐宫大门口，他们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微信号，叮嘱我发送好友申请后不要着急，因为他们三周才能用一次手机。
最终，在拖延了足够长时间后，我顺着本子上的笔迹，挨个发送申请。等待这三位同学通过申请的时间里，我不自觉地想，他们是否已经高考、考得如何、是不是能如愿进入大学……无限的可能遍布脑海，直到成功添加好友的提示声击碎了丰沛的想象——一看朋友圈我就知道了，考上了，在太原上大学呢。
而这20几位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至今仍有四五位没有通过我的好友申请。
在喀什老街，杨淏遇到的“少年守门员”
事实上，我并非一个反技术主义者。
每一次技术革命，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跃迁，我对此乐见其成。Nike Lab每一次新的科技研发，我都会第一时间买单；马斯克第一次提出火星计划时，我亦为之狂热兴奋；我接受新能源汽车，对AI的兴起也保持着观望姿态。
我不能接受的，或者说反对的，只是一种默认——默认每个人都必须时刻在线，默认每个人出门都可以扫码，默认每个人都愿意被数字网络系统识别。
同时，我也真切地明白，我不可能永远跟数字社会脱节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互联网冲刷，AI的每次升级都在进一步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。
但我始终觉得，我应该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完成流浪计划后，我一直维持着一种半脱网状态。我回到英国完成了学业，在那边的家里，我没有WiFi，手机也没有电话卡，仅在工作室里有WiFi覆盖。每天，我从家里去工作室，处理所有的手机信息和邮件往来，再看看新闻，处理下工作。离开工作室后，我就进入脱网的状态，我去逛公园、看电影、看书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走。
就像是我们小时候，刚有QQ不久，能从头像的明暗分辨人类的在线状态。扣扣两下敲门声，十分有仪式感的上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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